石油化工行业：能源材料相关精细化工品成长突出

新兴国际货币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便利性方面所拥有的国际竞争力。

监管更为关注流动性风险管理，同业业务成为重中之重。例如，在负债端，当新的产品和销售渠道出现时，是否有足够的市场化创新能力来应对储蓄流失的危机。

根本上体现的是银行跨周期的竞争能力。自2015年以来，银行体系的规模增长与利润增长开始脱钩，一些银行开始强调轻型化。而投行业务主要围绕产业基金、PPP（公私合营）项目等创新股权融资产品，同做强债券承销、投融资顾问、银团贷款等基础类投行业务。与事后处理不良相比，更需要提升的是事前的战略布局能力对比香港市场上的商业银行的净利差，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如果银行不积极跟进，这种冲击会越来越明显。发展交易银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中小企业。在执行快速工业化和赶超战略时期，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命运必然如此。

作为中小金融机构，农商行的股东还是要坚持五湖四海，走群众路线，不要单纯追求股东的大。不论是农行总行、国家决策者，还是学术界人士，在80年代初期均对农信社官办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合作制被颠覆，其标志是农信社体系中的产权结构的变化。与国民政府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亦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民合作运动，合作运动与土地革命并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其主要经验，乃在于真正尊重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

在农信社改制的顶层设计中，省政府是农信社最终的风险承担者，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政府负责。应该说，农信社是由亿万农民所有的，也是亿万农民创造的，他们是农信社的主人，他们既是社员，也是股东。

省联社是由各地县联社入股而形成的，然而省联社在管理体制上又是县联社的管理者、风险监督者以及最后的风险兜底者。他们不断以创造的姿态呼应新的需求，既持守小微银行的本分，又不断颠覆传统，充分展现了草根金融的生命力。什么是小仁政？小仁政就是照顾农民利益。一个商业化的时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用他们微薄的股金，支撑起农村信用合作这个巨大的身躯，为中国的工业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一时期，管理体制变来变去，看起来一会儿分，一会儿统，一会儿集中，一会儿放权，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实际上其中折射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国家对农村信用合作纠结和矛盾的态度。沿着商业化目标继续前行，与时俱进（或许是一种退吧），乃是一种无奈之下不得不为之的次优选择，中国人最终发挥了现实主义的长处，不再执着于不现实的合作制梦想。作为中国最基层的金融机构，包头农商行扎根社区，植根人民，不好高骛远，进行精细化经营，为各类中小微型客户提供普惠式服务，从而赢得了客户的赞誉，赢得了市场的口碑，也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然而在商业化改制的大潮下，农村合作金融体系重返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再次掌握了话语权。治龙先生的大作《倔强生长》告竣，将以付梓，我幸以第一读者之身份先睹为快。

在基层法人机构的层级选择方面，我认为基层法人机构的最优层级是地市级，而不是省级和县级。然而，在80年代初期一直到90年代，对于农信社体系到底是回归到合作制，回归到经典主义的合作原则，还是以现实主义的视角，使农信社继续前行，与时俱进，向着另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商业化，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却存在着广泛的争议。

过大的股权持有者所关注的问题与这些中小股东所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其诉求有很大的差异，产权结构上盲目求大，很容易使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向走偏。省级统一法人太大，最高决策者已经不鼓励这一层级的统一法人。然而，赋予农村信用合作以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使原本具有合作制属性的农村信用合作体系最终被异化，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上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受到极大的影响，其官办色彩逐渐浓厚，成为官办银行的附属品。1923年，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拟定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并在河北省香河县建立了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最高决策者最终决定不再坚持合作制，不再像80年代那样试图回归真正的合作制度，而是比较务实地把改制目标定位于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中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此时借着品读治龙先生大作的机会，回顾一下一个世纪的沧桑变迁，对于农商行当下的制度抉择与未来的战略走向，或许会有所裨益吧。

当然不可否认，各地的省联社在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对各县级法人的发展和变革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省联社在争取省政府的政策支持方面更具谈判能力和博弈能力，它在资金实力、技术开发能力、资源的跨区域配置能力等方面，确实优于县级法人，因此，在省联社成立后，各地农信社改革突飞猛进，省联社功不可没。1918年3月，中国第一个合作社北京大学消费公社成立。

1949年底，全国约有800多家农村信用合作组织，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并相继颁布《农村信用合作章程准则（草案）》和《农村信用互助小组公约（草案）》，1952年底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组织达20067个，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一化三改（一化，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大仁政和小仁政有时是统一的，但有时是矛盾的。

这种行为模式严重地影响了基层法人机构（县级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某些地区级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一级法人的独立经营权、独立决策权、人事决定权，扭曲了基层法人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公司法人治理形同虚设。资格股的消失，意味着合作制的真正消亡。

但不能以小仁政为由妨碍大仁政的实施。他们关注银行本身的可持续，关注银行的质量，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中国合作社和合作金融的发祥地是北京大学。什么是大仁政？大仁政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建立全面的工业体系，就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国家。

北京大学还是最早进行合作社教育的最高学府，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就开设了《产业组合》课程，向学生们介绍国际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2017年4月4日完稿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进入 王曙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倔强生长》 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

这一异化的结果，奠定了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农信社改革的基调。1984年农业银行向国务院提交《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报告》，国务院105号文件批转该报告，指出必须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把信用合作社办成集体所有制的合作金融组织。

要尊重各类董事的话语权。六、倔强生长：草根金融的生命力在何处？ 段治龙先生的《倔强生长》一书所描述的包头农商行是我国农商行体系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有限的资金，到底是放在工业部门，更多地支撑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还是留在农业部门，更多地支持农民的生产，其政策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在此背景下，2003年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并召开深化农信社试点8省市负责同志座谈会，新一轮改革拉开序幕。名为农民合作运动而农民不动，原因何在？原因恐怕还在于是否真正以农民为本。在这两个目标函数之间的纠结和摇摆，导致农村信用合作的管理体制一会儿倾向于分权，强调农村信用合作的独立性，以照顾农民利益。

技术创新主要是互联网条件下的机制创新和产品创新。整个农村金融体系，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其最核心使命是为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赶超战略的实施筹集资金，最大规模地使国家集中农业剩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赶超服务。

因为在他们看来，坚守社会责任的义，与银行永续发展的利，本来应该是统一的，这就是义以生利的新企业价值观。农民的信用合作的开展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只不过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载体。

合作运动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同年，中国第一个合作性质的银行北京大学学生储蓄银行成立。